方腊起义 盐商与摩尼教徒的反贪风暴

在宋徽宗统治的初年，宋朝的情况一度很不错。内有蔡京主掌国政，增加国家财税收入。外有童贯领兵攻略，连续湟川等数个边地州郡，和西夏与辽国的交涉都从消极防守转向了积极进攻。一时间竟然隐隐有中兴之象。

(资料图)

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宋朝的南方却突然出现了方腊起义。揭开了太平盛世背后已经衰败不堪的社会现实，为宣和朝短暂的盛世提前敲响了丧钟。

宋朝的基本税收是田赋，田赋包括了朝廷所有的公田出租收入、私人田产的田赋、城市里私人住宅、店铺和菜园的土地赋。此外还有人头税和各种正常赋税之外的杂变赋。这些田赋连同每年夏秋两次征收的惯例，都自唐末继承而来。

然则维持宋朝行政和兵政体系的费用，比唐朝乃至号称苛敛的五代都要高。于是在正赋之外，不得不追加许多苛捐杂税。其中包括：

和买--合买原是国家提供给农民的一种贷款，春天放钱给农民，秋天收取丝绢作为回报。到后来国家春季不放钱，秋天也照收丝绢不误，成为杂税之一。

折变--宋朝出于实际需要，有的时候会将征收的实物赋税折变为其他物品，比如以钱折麦，以钱折绢等等。

支移--指农民必须将缴纳的谷物丝绢等运到官府指定的地点交纳，如果不想改变缴纳地点，则必须多缴纳一笔运输费。

头子钱--指与官府府库发生帐目往来的时候缴纳的一笔额外费用。一旦缴纳赋税，则必然加收头子钱。

在方腊生活的浙江，宋朝更加收进际，收取了吴越国时代对两浙的附加税。大体上是每十亩田地比照十六亩征收。

即便如此，宋朝财政依旧入不敷出，又在正规之外采用借支的办法。今年预借明年到后年的赋税，乃至借支到七八年以后。压榨之下，以至于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宋朝的财政状况却还是随着岁月的增长越来越恶化。在这样危险的局面下，原本官僚系统存在的上下贪墨的现象，就成为点燃炸药桶的导火线。

在唐宋两代，纲指的就是成批运输的大宗物资。物资囤积起来之后，进行集中运输（主要通过水路）就是纲运。比如花石纲，以10艘运输船的货物为一纲。

宋徽宗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艺术家皇帝，对园林景观有发自内心的爱好。主持国政的蔡京素来以大手笔花钱而闻名，逢迎皇帝的爱好，自然不惜工本。自公元1105年开始，蔡京就在东南几个路专门设立应奉局，搜罗东南的奇花异石运往汴梁用来装饰内宫。

在官方的立场上，所有的花石纲都不应该征收，而是应该以合适的价格进行采买。但宋朝的官僚行政体系下，一切国家行为都成为敛财的方便之门。官府千方百计的探听民家哪里有奇花异石，一旦查实，马上查封。乃至于拆房扒屋，敲诈勒索。人民稍有差错，马上投入监牢。无数中产之家为之倾家荡产。

花石索取到手之后，又要通过水路运往汴京。为了使纲船通行无阻，甚至拆毁桥梁，破毁城郭。有时遇到风浪，动辄船毁人亡。运输途中，官府强行征用大量商船和向汴京运粮的漕船。船队沿途骚扰两岸百姓，强使供应差役，人民都是苦不堪言。

花石纲在徽宗朝陆陆续续搜刮了二十多年，成为徽宗朝在东南的最大弊政。在激化的官民矛盾中，宗教势力开始快速向东南渗透。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创立的一种混合型宗教，其教义混合了基督教、拜火教与希腊哲学的一些理念。在向东传播的过程中，摩尼教有在中亚混合了佛教的部分思想。结果在唐会昌灭佛运动同时，也顺手无差别打击了中原的摩尼教。残存的教徒被迫向东南迁移躲避官府的压制。

宋代摩尼教开始在两浙和福建地区广泛传播，已经成为官府视线之外的一种地下教派。他们在教义上与唐代的正统摩尼教有所区别，而与同时期的白莲宗和净土宗等佛教派系相互融合。自从转化为地下宗教之后，也逐渐成为民众反抗官府的精神指引。这引起了宋徽宗和朝廷的警觉，下旨严禁这种"魔教"。

在众多南下的宋军部队中，还有一群比较特殊的新人。他们就是后来被施耐庵写入《水浒传》的梁山好汉。先前一直以小股部队，让宋朝官军无法捕捉的宋江，最终还是在围剿下选择了投诚。按照宋朝惯例，他们被当做改造材料，收纳入宋朝军队当中。所以后来的著名小说，其内容还是有历史依据的。

只是终宋朝一代，都喜欢以这种方式，缓解社会矛盾，扩充不必要的军队数量。最终落下的结果，就是在真正的强敌面前，被扒的干干净净。以气吞万里如虎之势，剿灭方腊起义的西军等禁军部队，在随后的北上作战中，一败涂地。最终创造了被称为靖康之耻的时代悲剧。

至于参与过方腊起义的摩尼教徒，则继续在南方秘密发展。一直到元末农民起义，还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故事也在后来金庸笔下的《倚天屠龙记》中，化身成为反抗元朝暴政的明教势力。（完）

没有实质的证据证明，方腊是一个摩尼教徒，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最早聚集起义的千余人是摩尼教徒。但方腊揭竿而起之后，在东南发生了多起响应方腊的摩尼教众起义。导致官府方面认为摩尼教就是此次起义的背后推手。故而将方腊斥称为妖贼，说其"托左道以惑众。

新发现的资料认为，方腊可能与常年活跃在东南地区的贩运私盐组织有关。东南地方的私盐贩历来有着强大的组织能力，坚强的战斗力以及和各种反政府势力的紧密联系。方腊通过盐贩和摩尼教徒产生联系并不让人意外。

方腊起事的睦州青溪县是个山林茂盛的地方，不但人口密集且物产丰富。方腊自己还拥有一座漆园，在宋代算得上标准的上户。然而负责给徽宗造办器物的造作局却经常来勒索漆园的出产，又不按规定支付报酬，实际上成为变相的科捐。

当然，像方腊这种出生的人，不可能有宏大的议论和谋略。但东南民众因为残酷的税赋征收和无尽的花石纲扰民，确实忍耐已经到达极限。公元1120年的十月初九，方腊诈称获得天授的符牒，自称圣公。率领千余人在青溪县起义。临近州县的农民果然纷纷响应。义军仿照宋朝制度置偏裨将校，又制头巾六等，自红巾以上，分别等级，建立了兵将体系。方腊率众四出攻略乡里，很快就聚集了数万之众。

睦州知州张徽言听说方腊造反，派两浙兵马都监蔡遵率领五千官兵前往弹压。但两浙驻扎的宋军以厢军和乡兵为主。厢军是按照制度是宋朝驻扎在地方的镇兵，并不能真的上阵打仗。他们只在地方当杂差，是兼有维护治安和充当劳役的双重身份，所以稍有本事的人就不肯加入。何况，厢军的兵员主要靠招募无业人员、收编饥荒难民以及罪犯配军。可以说，大而无用的宋代军队弊病在其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

另一边，方腊的农军没有盔甲也没有弓箭，谈不上有什么正规的武装。甚至靠装神弄鬼来吓唬官兵。但农军却有一个官兵不具有的优势，就是对青溪县地理的熟知。他们将官军引诱到青溪县东的息坑，伏兵四起。还来不及列阵的宋军，就这样被分割包围。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很快溃败，蔡遵本人也被斩杀。

两浙兵马都监率领的是浙江方面的重要驻扎兵力，方腊将其歼灭后，各地州郡就全都暴露在农民军的攻击下了。

义军首先攻下了青溪县，接着攻陷睦州，杀死官兵千余人。而后分兵攻占寿昌、分水、桐庐、遂安等县。不久，又攻打歙州。歙州是宋朝在青溪县西面的抵抗枢纽，镇守将领是外号"病关索"的东南第三将郭师中。但配属在歙州的厢军却只有三千多人，起义军攻克歙州之后，郭师中也战死当场。附件的婺源、绩溪、祁门、黟县等地的官吏得到败报后纷纷逃亡。

12月29日，起义军攻陷浙江路首府杭州，杀死两浙路制置使陈建、廉访使赵约，知州赵霆逃走。宋朝在东南的统治几乎瓦解。起义者中相当多是摩尼教的教众，这些富有战斗精神的教徒参加后，方腊起义军更加势不可挡。

宗教参与到战争中来，也使得战争变得更加残酷血腥。宋人记载，当时起义军抓住宋朝官吏一律杀掉。或抽出肚肠，或切断肢体，或者放入油锅，或者以箭乱射。展示出了带有宗教色彩的战争的极端特质。

方腊原本判断宋朝军队能集结起来进行讨伐，至少应该在起义爆发一年以后。但实际的情况大大出乎他的意料，起义爆发不满三个月的1121年正月，宋朝就派出了讨伐方腊的大军。

这其实是历史开的一次小玩笑。当时北方正处在改朝换代的大变局中，金国已经攻取辽国上京，并与宋朝约定海上之盟。由金国从北面，宋朝从南面，对辽国进行夹击。

徽宗朝是个迫切渴望边功的朝代，在海上之盟之前，宋朝已经对西北的青唐吐蕃和西南夷进行过讨伐作战，也同西夏大动干戈。作为徽宗朝主要军事将帅之一的童贯就是在西北战争中崛起。与金国合作攻打辽国，并收复燕云的计划，对于童贯和其政治靠山蔡京来说是绝佳的夺取军功并借此扩展政治版图的机会。

方腊起义的消息传入汴京的时候，正是宋朝集结兵力，准备北上攻略燕云的关键时期。少宰王黼同是蔡京六贼之一，将消息隐瞒了下来，害怕北伐的计划会因为方腊的缘故半途夭折。不久起义军攻破杭州，将蔡京祖父的坟墓捣毁，尸骨暴露，东南各郡震动。淮南发运使陈遘发书向朝廷告急，请求速派精锐部队前来支援，方腊之事才被宋徽宗得知。大吃一惊的宋徽宗马上中止北伐计划，并将陆续集结的大军转用于东南方向。

宋朝立国后，主要的对外军事任务就落到了中央控制的禁军手里。随着岁月增长，禁军越来越多的派驻地方，成为宋朝国防力量的主体。依照面临威胁程度，宋朝的禁军分为驻扎西北、驻扎河北和京师三个集团。在包括江南等全国其他地区，禁军仅有少量驻扎，且质量跟北方禁军也无法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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