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现有364件玉石器的成分信息全部公开 有何实质意义？

追溯中华玉文化的时空脉络

三星堆现有364件玉石器的成分信息全部公开

从1929年三星堆月亮湾出土第一件玉石器文物至今，三星堆玉石器终于迎来了真正独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2021年4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对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进行了联合研究，这是对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馆藏所有的玉石器进行的首次系统性、全面性的科技检测，也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下称“地空学院”)的首次交叉学科重要合作。

“到现在为止，我们团队是第一个对三星堆玉石器做系统、科学、全面研究的，包括已经被发掘的一号坑、二号坑，也包括三星堆城镇遗址和墓葬遗址，现在博物馆和文保中心库房保存的出土玉石器，我们一点不落全都进行了科学检测和分析，总共364件，测量重点是‘料’和‘形’这两方面。”本次科研项目的团队负责人、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鲁昊一语道破了此次研究的特殊性之所在。

在三星堆博物馆的实地数据采集完成后，科研团队迅速将数据结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最新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内权威学术刊物《故宫博物院院刊》9月刊中。可以说，这样以仪器测量和数据分析为研究方法的项目，填补了三星堆玉石器研究领域的空白。同时，这次研究获得的三星堆玉石器的原料和形态这两个主要方面的数据，可以为以后三星堆玉石器与其他地区、年代的玉石器进行对比研究时提供基础依据，有助于解读早期中华玉文化的时空发展脉络。

在三星堆发掘集中报道期间，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会议室里见到了这项研究团队的三位主要成员：鲁昊、付宛璐和柴珺。三位北大博士看起来都十分年轻，鲁昊、付宛璐都是“85后”，分别在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和地空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年纪最小的柴珺则还是北大地空学院的在读博士生。谈到他们的“成团原因”，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道：“我们有共同的理想和统一的目标。”

为什么三星堆研究中人们更重视青铜器和金器，而忽视了玉器?

“大家对三星堆遗址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迫切需要知道它的文化来源，以及它与其他文化的交流性、互动性是怎样的，所以其实每一种材质的文物研究都是需要补充上去的，玉石器也不例外，我们就是想克服困难做这个工作。”鲁昊说，这也是他们三个想要做好这项研究的主要动力。

事实上，玉石器在三星堆器物里是被发现最早的。1929年农民燕道成在广汉三星堆月亮湾台地掏沟时发现一坑400余件精美的玉石器，一时间，“广汉玉器”声名鹊起，从而拉开了持续90年的三星堆考古序幕。

不过，近一个世纪过去，青铜器和金器成为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中更受大众关注的部分。至于为什么一直以来玉石器研究相对较少，柴珺这样解释：“三星堆大部分玉石器都是素面的，上面没有多少纹饰，比它早的长江中下游良渚遗址和比它晚的金沙遗址，它们的玉石器在纹饰和工艺上更丰富一些。”

缺乏文字上的证据、明显的图腾纹饰，这些看起来是劣势的特点，反而在地质学上是一个优势。“数据化的方式正好适合用来研究肉眼不可见的东西，光学仪器和几何形态学的研究来给玉石器做补充。”年纪最轻的柴珺主动担当起了“科普”任务，他接着说道：“古玉器的研究主要分为‘料、工、形、纹’4个方面，我们与三星堆博物馆的联合，就是要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在三星堆古玉器的‘料’和‘形’两方面进行系统性检测、鉴定和量化。”

受限于研究早期缺少无损检测条件以及对古玉器“料、工、形、纹”中“料”的研究不足，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石器材质一直缺乏全面的检测和研究。因此，对三星堆出土玉石器进行科学性、系统性的科技检测就显得十分必要，这样的检测可以为三星堆玉石器的成分、年代等重要信息提供数据，方便对三星堆玉石器的溯源问题提供依据。

三星堆的玉料，是本地还是外来的?

三人成军，各有分工。拥有考古文博学科背景的鲁昊负责项目的总体方向把控，确定技术路线，也把与博物馆、当地村民等方面联系的工作揽在自己身上;付宛璐以地球化学和珠宝玉石的研究见长，负责设计实验方法;柴珺则是在地质学和几何形态学方面研究见长，负责高精尖仪器的操作执行和玉器测量后的数字分析。

今年3月份，团队建起来了，鲁昊即刻带领团队成员开始了下一步实地研究的计划。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如此大量精美的玉石器，这些玉石原料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究竟在三星堆附近有没有重要的玉石料产区?这对未来三星堆玉石器的溯源问题很关键，也成为鲁昊团队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我们得先找到三星堆临近的地方是否有相似的材料，文献上记载是有，但是我们没有亲自看到，所以一切都要实地踏勘。”鲁昊说，他们必须要找到附近的矿点，去系统采集样品，有了这些玉石标本做比对研究，才能为三星堆遗址的玉石追根溯源问题提供更真实有用的数据。

2021年4月，项目正式启动，三人踏上了去往四川的路程。团队到达四川后去的第一站并非三星堆遗址，而是隔壁汶川市马登乡山上一个1967年就已经废弃的玉石采矿口。据文献记载，那里曾经出产过适合做玉器的软玉品种龙溪玉(闪石玉)。

据鲁昊描述，这个点位过去有研究人员来过，但是受到当时条件的局限性，没有准确的GPS定位。这里的山高而陡峭、人迹罕至、地形结构复杂，而且受到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影响，余震和山体滑坡非常常见，仅靠团队在不熟悉山路的情况下莽撞上山绝不可行。他们意识到，找一个当地人做向导十分必要。而说起找向导的经历，付宛璐用了8个字来形容：“天作之合、机缘巧合。”

汶川是一个羌族聚集比较多的地区，他们要去的采矿点所在的山，就在阿尔羌寨。由于龙溪玉的相关资料相对比较少，临行前，付宛璐在查阅文献时看到一个县级博物馆里收藏有龙溪玉的标本，便托一位刚好在汶川工作的同事去博物馆打听情况。

“那个博物馆规模非常小，平时也不开放，所以像标本从哪来、产出的矿点是什么规模这些问题，问到博物馆的管理人员时，他们也都说不清楚。”付宛璐说。

团队负责人鲁昊曾在雄安做过基层干部，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他随即联系到了那座小博物馆所在地的村支部书记。书记听到是来做科学研究的，非常配合，向鲁昊推荐了村里一个有着几十年跑山采玉历史的羌族老乡。

正是这个人，成为后来他们上山采集样品的得力向导。鲁昊、付宛璐和柴珺都称他为“民间奇人”。付宛璐说：“他虽然是当地的普通村民，但因为自己爱好玉石，在附近到处跑了30多年，自学知识能力很强，对周围地形也非常了解，真的算是一个奇人。”

鲁昊回忆，去寻找这位“奇人”的过程并不算特别顺利，第一天去拜访他时差点扑了个空。在大山里，手机也时常没有信号，山路陡峭也没有路标，只能靠之前沟通的一些路边典型标识来判断是否走到了指定见面地点。到了指定地点后，电话一直联系不上人，三人一直等到夜幕降临才等来了本人，而且因为方言口音问题，第一次互相之间沟通也不是特别顺畅。

鲁昊说，“他就说第二天带我们去，也没说山路的具体情况，只是说有点难走。”根据多年田野调查工作的经验，三人带上了地质锤、罗盘和放大镜等野外必备的实用工具，最大限度减少了配重，在第二天跟随向导出发了。

结果，这位向导的表现出乎了他们的意料——他不仅对整个区域玉石的产出概况非常了解，还对这次需要去实地踏勘的点位情况做了大致介绍，因为考虑到汶川大地震后原有道路的崩塌，还重新设计了一个相对合理的上山路线。他还考虑到上山采集标本的问题，提前叫回了在县城工作的军队转业的儿子来帮忙，那次去山上踏勘，沿路采集了几十公斤的岩石和玉石样品，下山时也多亏了父子二人的帮忙，才能把这些“宝贵”的材料带下山来，送到实验室去。

上山的路不轻松，山体角度非常陡峭，几乎有60度角。回想起来，付宛璐有些后怕：“我们真的是走山羊上山的路上去的，踩着羊的脚步，我们也得跟羊一样‘手脚并用’。”由于不是主路，这条路基本就只有人的两脚宽。路窄也就罢了，周围还都是荆棘，一路上山又下山，一行人的衣服和鞋子上都扎了很多刺。

当天是上午8点出发，单程走上去就花了4个小时，一直到下午5点多才下山。整个过程团队的每个人都没有休息，除了临停取样之外，一直在行进。作为团队里唯一的女性，即使是有多年野外工作经验的付宛璐也觉得这次经历“终身难忘”。

同时，为了让以后的研究人员更方便找到路，他们在艰难上山时沿着整条小道全部做了定点。“如果其他人再去找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提供的资料就是一个最好的参照和向导。”鲁昊说。

通过这次在四川汶川实地地质考察发现，龙溪玉矿口及河流上下游可采集到闪石玉、蛇纹石玉、大理岩、石英岩和少量绿松石。比对三星堆出土玉石器的材质组合和比例，基本支持了“就地取材”“就地生产”的假设，也符合《续汉书·郡国志》上“有玉垒山，出璧玉，湔水所出”的记载。

用上了便携、无损的先进仪器后，他们又遇到了哪些困难?

完成了前期的野外采样工作，2021年4月，团队的下一步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博物馆现有的馆藏玉石器。

检测工作不管从难度还是从工程量来说都很大。难点之一，在于现在的三星堆博物馆没有相应的检测技术和先进的检测仪器，古玉器经过刚玉、燎玉等破坏性的使用和长期埋藏的自然侵蚀，会发生透明度、颜色、结构甚至物相上的次生变化，其材质需要通过地球化学的科技检测技术进行无损分析;工程量之大，在于玉器的器形和大小各不相同，不同的器物在检测时如何摆放都要做出相应的差别化调整。

关键词： 三星堆 玉石器 成分信息 全部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