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看点：维新变法，一个理想主义者们生产的试验品，功亏一篑在所难免

背景：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若以后来的历史走向去回看这场战争的话，那么此战无疑决定了两国的国运。

最终日本全歼北洋水师获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而清政府除了宣告实行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破产外，还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不仅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更是将台湾岛拱手送给日本。

(相关资料图)

战争的失败不仅让清廷颜面无存，也严重的刺激了当时的国民。

输谁都不能输日本

要知道，这场战争与之前的两次鸦片战争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列强的先进与清王朝对它们的无知是清朝两次战败的一个主因，而这一原因也得到了所有人包括百姓的认可。

所以，两次鸦片战争后，所有人都认为英法两国很强大，这种意识从此就植根在国人心中，但所带来的民族屈辱感是比较小的，毕竟西方远离中原，又限于交通运输的不发达，英法两国对我国的伤害会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而相比较之下，与日本的战争就不同了，日本自古以来就效仿中原王朝，虽不是中原王朝的附属国，但在中原百姓的认知范围内，日本这一弹丸之地实在瞧不上眼。

从未将日本放在眼里，这是当时清朝上下对日本的一致看法。

所以，当李鸿章组建的北洋水师初具规模的时候，他们首先选择了去日本进行武力炫耀，在他们看来，那次远行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

但可惜的是，日本人虽然羡慕那些铁甲舰，但他们只会在羡慕中奋发图强，而不会自暴自弃。

不过，日本人的这种想法，纵李鸿章之流也未曾想到过。所以当弹丸之地，乌合之众突然向天朝上国发难的时候，所有人都是鄙夷的，因为他们不相信日本敢以国运做赌注，与此同时他们又非常的愤怒，愤怒于蝼蚁之日本竟然敢挑战大国之威。

所以，在这种心理的影响下，当"强大"的大清王朝被小小的日本战败时，自洋务运动以来国人逐渐建立起来的对未来的美好幻想瞬间被击溃。

这场战败所造成的民族屈辱感是空前的，是两次鸦片战争甚至后来的八国联军侵华都不能比拟的。

不过，也正是这场战争的失败所造成的空前的民族屈辱感也激发了国内一些人的变法图强的欲求。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895年5月，康有为、梁启超在京师聚集了一千多名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绝清政府与日本媾和，希望光绪皇帝能够进行变法，是国家强大，这就是"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标着着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而公车上书也给年轻气盛的光绪皇帝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

一直以来，光绪皇帝都不满慈禧太后执政，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更让光绪皇帝感到耻辱，他有想法，希望能做一个中兴的明君，所以当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上书摆在他面前时，他如久旱遇甘霖一般，贪婪的吮吸而全然不顾其他。

所以，"急切"导致了变法无法在全国得到有效的贯彻。

因为"急切"就意味着没有人会去详细的考虑变法的每一条所带来的任何可能出现的意外以及意外发生后的应对措施，甚至也没有人会去细究变法的合理性。

这种操之过急的变法没有实地调研没有经过时间的发酵，若能成功，未必是件好事。

所以威信变法的实质就是：

一群从未掌过权的书生仅仅依靠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的信赖推行自己异想天开的"新政"，以"新政"企图全面否定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甚至挑战儒家在东方建立的两千多年的文化观念。

如此不是拿国家当作试验品又是什么？

维新派们异想天开的认为，只要皇帝能够下一道圣旨，全国上下无不遵从。

他们一边希望利用皇权的至高无上来为变法扫清障碍，一边又大张旗鼓的高喊要"尽除旧制，尽除旧俗，不留毫厘"，如此矛盾真的是无法理解。

而正是这种矛盾式做法最终为变法的失败埋下祸根。

变法的实施

1898年6月，光绪皇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书，正式宣布实行变法，从宣布变法到变法失败，变法只持续了103天。

在这一百天里，光绪皇帝重用康有为，颁布了一系列的变法诏令。

变法内容涵盖非常广泛，主要包括：

练新军、废八股开西式学堂、精简机构裁撤冗员、鼓励兴办实业等等。

不得不说，在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后，康有为等人推行变法的动作非常大，可以说用"空前绝后"四个字来形容。

短短100天，光绪皇帝就先后下达新政诏令180余道，涉及经济、文化、军事、政治等各个领域300多个方方面面。

变法实施后的现状

所以，当我们以后来者的眼光去想象那段历史，那一百多天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这么一个感触：

诏令如雪花般飞来，每一片都是对过去生活的一次全面否定，这种全面的否定逼迫所有人都必须立即改变以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甚至不给他们任何的过度时间。

而作为一个读书人，尤其是习读四书五经寒窗苦读十多年的读书人，以后更是不能再参加科举进入仕途了，前途渺茫，未来堪忧，诏令如此之多应接不暇，该怎么办？彷徨之际除了长叹一声，似乎更无其他行而有效的办法了。

在笔者看来，这似乎就是当时变法推行后，除了维新派成员外，所有国人的一种普遍心理了。

因为正如前面所说的那般，变法实行之快之多，似乎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将整个国家当作了一个试验品，将这场变法当作了一次尝试，至于成功与否，完全没有在意。

所以，当变法大规模推行后，在全国各地方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维新派推出的任何一条变法法案，在地方上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一定的冷遇，很多地方官员对变法持观望态度。

因为这些官员虽然是变法的具体实施者，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又是变法影响下的受害者。事实上，如果变法真正的推行开来，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将成为被变的对象，他们必然会坚决的站到变法的对立面。

于是，变法受到了官僚阶级的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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