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西夏梁后“去汉复蕃”：主观上的“蕃性”拯救，客观上的自取灭亡

序言：西夏的政体雏形最早始于唐末定乱军。拓跋思恭之后，党项一脉被赐姓李，也逐渐从西北偏僻的游牧环境中，与中原人士接壤。直到后来五代乱象，西北党项先后追随梁朝、后唐、后晋等政权，随着主政权的变换，党项也愈加强大！到了北宋初年，党项已经实现汉蕃平衡，文化底蕴的植入，让党项人打造了游离政权。

而后李元昊建立国家，用汉人杨守素、张元为高层谋臣，将"汉服"、"汉字"、"汉法"写入律令，西夏的开始，汉化属性明显。再至夏毅宗时代，西夏虽与北宋一直存在摩擦，但是党项统治者也并没有因此"贬低"汉文化。可夏毅宗的汉化过于极端，因为迫于夺权，因此夏毅宗的文化改制是"尊汉卑蕃"，这种行事风格造成了部分党项贵族利益受损。直到夏毅宗逝世后，其后宫梁皇后摄政，这种现象才被改变！梁皇后得位不正，且作风"放肆"，不被党项贵族所认同。

在这样的政治条件下，梁皇后只有利用文化和战争的手段，倾向于某一个派别，打破政治暧昧，转移国内矛盾，获得"文化守旧派与主战派"的支持。于是，这位本身就为汉人的梁皇后摄政期间，"弃汉复蕃"，贬低汉文化，回归蕃性。除此之外，摄政期间还不断发动对宋战战争，以此来缓和国内针锋相对的局势，稳定地位和根基！

(资料图)

梁皇后的"摄政危机"

西夏拱化五年末，一代"汉化君主"夏毅宗李谅祚驾崩，其年仅七岁的儿子李秉常继位，是为夏惠宗。因为夏惠宗尚年幼，必然不懂政治，所以根据西夏的一种"惯例"：主少则后宫临朝称制。因此李秉常的"皇帝实权"则是落在了其母梁氏的手里。而这也符合夏毅宗年幼时，其母没藏式摄政的规律，宋理学大家朱熹在《纲目》称此为："西夏恒制"！

党项是承认后宫辅政且摄政的，但到了梁氏这一环，却是遭到了极大的反对。这其中根源有二：

一、梁氏是汉人。

二、梁氏与夏毅宗之结合是"有乱纲常"。

汉人虽说在西夏境内地位也不低，但将摄政之位放在汉人的手上，这难免会让"游牧贵族"等有意见。除此之外，梁氏本为夏毅宗的舅舅没藏讹庞之"子妇"（儿媳妇），后来夏毅宗与梁氏私下生情，实为不伦。不仅如此，梁氏还为夏毅宗提供没藏讹庞的弱点，最后让夏毅宗废掉了"没藏一脉"，拿回了权力，而梁氏也被立为皇后。而且梁氏的行为，当时在西夏官员们、北宋朝廷的眼中看来，都是十分令人唾弃的。首先西夏的官员们曾谏言"不得立梁废没藏"，但是夏毅宗没有听。而北宋朝廷得知此事后，看法便是"谅祚溺于所私，立为国后，其尚有君道乎？"

所以，不论在汉人角度或是党项的角度，梁氏都是"过错方"，所以这两个最为主要的客观因素，导致梁氏集团摄政下的西夏，暗流涌动！复蕃礼，化解危机西夏政权在李元昊以来，只有一段短暂的"自立平等"于宋朝的时间，其余的大部分时间里，西夏天子都是以"臣"自称，表面上是"君臣"的外交关系。夏毅宗李谅祚便是最好的体现，在嘉祐三年末的时候，夏毅宗就向宋仁宗提出："窃慕中国衣冠，令人皆不用蕃礼，明年当以此迎朝使。仁宗许之。"--《西夏书事》

这一个事例，不仅体现了"请求"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更表明了夏毅宗的"妥协艺术"，是非常到位，而在事实上，夏毅宗在诛杀没藏氏之后，立梁氏为后，当时朝纲混乱，求援北宋无疑是一个明智之举，而且西夏的君主都有一个共识，那便是"中原之法更有利于政治的巩固"。但到了梁氏摄政，当时她面临的处境是：

（1）、在拱化五年，嵬名山带着绥州投降北宋。绥州所在的位置十分重要，位于黄河之北，既有铁山、碣山天险，更有无定河阻隔北宋军队进犯。恰当时"嵬名山之降"，在党项贵族们眼中看来，就与北宋"景询"等汉官之降是同一个因由，那便是：汉化之后的西夏，实现了两国的文化共通，叛逃的成本变小了！因此，在梁后本人即为汉人的情况下，各种负面影响被放大，汉化，不仅不再是积极的好法度，还是会造成西夏官员流失的一种弊端，毕竟在"中原文化"的同一维度下，西夏和北宋的环境没有可比性！

（2）、"布衣"思维和"毛衣"思维的对抗。西夏本是一个部落，之所以能立国，根源还是在于李继迁以及李元昊两人身上。虽说李明德（元昊之父）以及李谅祚在用"汉化"稳固西夏社会上有着难以磨灭的贡献。可在当时"崇尚武力"的秃头党项贵族们眼中看来，游牧的野性，才是真正能战胜北宋的根源！李继迁三攻北宋，抢下灵州。李元昊更是直接要求北宋"平等对待，直接称帝"，毋庸置疑，党项的骨子里自然更崇尚简单粗暴的"话语权"。所以，这两个问题积压到梁皇后的手上，她除了复蕃性，去汉化之外，别无其它选择！于是一番压力，宋神宗熙宁二年七月，梁皇后向北宋请求"罢汉复蕃"：

秋七月，复蕃仪。梁氏不乐用汉礼，伪为秉常表，请复本国旧蕃仪，神宗许之。--《西夏书事》

西夏又变回了那个李元昊所称"蕃俗以忠实为先，战斗为务"的狂战国家。他们"剃发"，戴着银耳环，身着传统的"皮毛衣"，更是以"兵马"为国本，暂且淡化了"养贤"的仕官路线，而这样的"军国主义"也更符合党项贵族的核心利益，梁皇后也正因为这一步妥协，保住了摄政的地位！

梁氏复蕃后的"主客观"差距（理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

西夏复蕃性，最直观的感受便是，回到了李元昊所谓"战斗为务"的时代感。自熙宁元年起，梁皇后的族弟，在拱化年间被夏毅宗任为家相的梁乙埋，接连出击，骚扰、掠夺，攻城北宋的熙河路、秦凤路、环庆路等各大重要交界地带，动辄是小型数千人的边境摩擦，大型的情况下，都能发动数十万人进攻北宋，如熙宁三年的八月，梁乙埋带领号称三十万军队入侵环庆路的大顺城，这一次战争可以说是举国之力，规模庞大！

在梁乙埋出征的背后，指挥着他的则是梁皇后以及当时的皇后幕僚罔萌讹，他们形成的"指挥-攻击"对宋战争模式，其实也代表着党项贵族们的一种意志。因为当年李继迁和李元昊，都是孜孜不倦地进攻北宋，从而获得地位，也因为如此，西北党项尊李元昊为神圣者。那么梁氏母权集团这一行为意义，自然是既讨好了西夏大部分统治阶级，也同样间接稳固地位。梁氏集团执掌西夏超纲这十数年的过程中，也可以理解为"梁氏集团把国内政治矛盾"转化为了"对北宋的战争矛盾"，他们以战争获得西夏高层好感、支持！

那么这一系列主观"感觉良好"，难道真的来源于西夏"复蕃"后的顺遂吗？其实不然，且与之相反，梁氏恶化了与北宋神宗的关系后，不仅战事上胜负均半，没有获得想象中的胜利，除了战争之外，物资匮乏的西夏，被宋神宗掐断了南北贸易的通道，西夏已经进入绝境！

客观现实

熙宁元年五月、七月，西夏先后攻击了北宋的甘谷城（筚篥城），两次结果俱是惨淡而归。先是第一次，西夏将领轻敌，虽久攻不下，却嘲讽甘谷城守城人少，于是在离开前还书信给守将杨文广："当白国主，以数万精骑逐汝也。"。可第二次甘谷城之战，即便梁乙埋做好了埋伏准备，带着以数倍甘谷城的兵马，却还是因为地形的缘故，被北宋军队绝杀。

守约以五百人逆战，挺身立阵前，自节金鼓，发强弩注射，强酋战死者数人，遂却。--《西夏书事》

甘谷城两次失利，也并没有阻止梁氏的脚步，在同年十二月，梁乙埋伏兵于葫芦河，想要偷袭在熙宁寨开耕的北宋军民。可奇兵未成、反被北宋西北军吓得溃败"皆惊溃，所属洛勒缓等七族悉为官军所破。"而这几场主要战争，也只是熙宁开年的一部分，在熙宁元年到元丰三年的这十三年间，西夏以梁乙埋为首的对宋战争十分之多，但成功的却是很少。如熙宁三年，夺绥州之战："遣兵筑八堡于绥德城，延州官兵攻之，诸堡溃。"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西夏在夏毅宗之后，都不应该去汉复蕃。汉文化，是政权长寿的生命基础，食过珍馐，便不会愿再食糟糠。汉化，不仅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其更是经济，基层生活的转变，形成与"汉化辽"、宋一体的"多样共同体"。

西夏的汉民和蕃民也习惯用耕地讨生活。而西夏的军队经过多年的汉化，实则也进入腐朽状态，于是在战力对等的情况下，党项们要想再以"掠夺"、"威胁"等蕃性手段获得北宋财富，已经是不再可能，更甚者，就会面临北宋的反扑，实行封锁，西夏则会自动瓦解！

所以梁皇后的行为，只能说是，陪着一群无知的党项盲目狂欢以外，便是燃烧西夏的命运，来获得自己的私欲罢了，而后来孤注一掷的"平夏城"之役更是直接应证了西夏必然走入衰落的结果！

参考史料：《西夏书事》《续资治通鉴》《西夏事略》

再如熙宁四年的罗兀城之败："都枢密使哆腊战于马户川，败绩，弃罗兀城走。"

熙宁五年七月的武胜城之败："攻西蕃武胜城，与秦、凤官军战，大败。"

直到了元丰四年的"灵州之战"以及"永乐之战"，虽说西夏取得了结果上的胜利，可在实际上，累年积月的出战，且胜负平均，没有实际收获的西夏已经伤筋动骨。其根源还在于，北宋当朝对其实行的"贸易封锁"，这也是梁氏和北宋撕破脸皮的代价！

北宋的贸易封锁

夏毅宗朝，之所以如此殷勤地献媚于宋神宗，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祈求北宋"互通边境贸易"。

如嘉祐六年，夏毅宗在夺回权力后，宣布"始用汉礼"，嘉祐七年，向宋仁宗"进马求赐书"。夏毅宗这般低声下气不是无的放矢，而是为了让宋仁宗打开"贸易市场"。于是在嘉祐八年末，夏毅宗又厚着脸皮再次申请："置榷场，复通互市"自讹庞侵耕屈野河地，公私市贩尽绝。谅祚移文陕西经略使，请置榷场，复通互市，英宗许之。在夏毅宗之前的没藏集团，就因为蕃性手段，让宋仁宗断绝了西夏的贸易往来。

夏毅宗的"汉化"，实际上在修补关系，在清算没藏讹庞留下"恶化北宋关系"的烂账，在讨好北宋君主。这其实也反映了一个问题，经过李元昊汉化之后的西夏国，已经离不开了"中原文化"和"中原商品"，西夏汉化已经下沉至全面化，所以，梁氏的"复蕃"，毋庸置疑是一步烂棋！

梁氏集团把控朝纲，宋神宗自然也害怕西夏走回"没藏干政"时的老路，于是，早早便断绝了贸易。就内部而言，梁后虽然在西夏朝内呼风唤雨，但在与宋的外交关系上，却是十分卑微，先是求还"绥州城"，而后又祈求贸易通市，这也在本质上反映了，西夏经过高度汉化，在诸多层面上，已经不由自主地"默认"为北宋附属！

熙宁二年九月，西夏军队进犯庆州。进犯的目的是发挥游牧的"蕃性"，烧杀抢掠，获得补给，根本原因是，北宋不仅把两国互通的"榷场"给关闭，更是严打两国交界的"私贸"，困锁西夏！

夏国与边民私市，中国屡禁不止。是时，以受册不谢，神宗诏："自今有违者，经略司及官吏同罪。能告捕者赏之。"由是私贩遂绝。梁氏以货用缺乏，出兵攻庆州，大掠人户而还。--《西夏书事》

而在同年的十月，梁皇后更是间接地提出和北宋"重分地界"，西夏的目的就在于，拿回绥州。而北宋方面，一向大方的宋君主，到了宋神宗这，就不再傻乎乎地大方施舍，而是提出"等价交换"。最后宋神宗表态：想要取会绥州，就拿塞门、安远两寨来换。可谁知道，因为罔萌讹自作聪明"佯不知"，导致谈判破裂，绥州自此便成为了后来元丰四年冲谔出兵的：绥德城。据《西夏书事》记载，从熙宁二年到元丰三年，梁氏无论是要求"分国界"，亦或是"贸易通商"，间接和直接都不下于十次的提出要求，从一开始的"硬气"要求，到后来，又接受宋神宗的"诏降书"，乖乖认错，又接受"册封"，重新老老实实地称臣。才成功重新打开一部分贸易市场，以及拿回一小块领土！

所以不得不说，西夏的"复蕃"，主观想象和客观事实差距过大。军事的不再坚挺，梁乙埋本人的军事能力堪忧，而国内实则也早已脱离不了北宋的商品。这时的汉化，不仅是政治上，理念上的，更多的是植入生活中中，是先进文明对低等文明的冲击，因此和北宋撕破脸皮，实际上就是在自取灭亡！

梁后的"三重压力"

面对这样的格局下，更为戏剧性当然是，梁后一面对外，向宋神宗服软，已然成为了习惯，平均半年便一次。而一面，又要指挥梁乙埋攻击北宋边境，深化矛盾。其实，这也是梁皇后本人的一种无奈，她的出身，她的上位，注定了她要以这样分裂的方式，才能继续保持"尊贵"地位

而除了来自党项内部的压力，以及外部北宋给予的压力以外。

秉常时年十六，惧中国兵入界，用梁乙埋言，点集人骑，出入麟、府二州间，以示兵威。

就是这么一指挥，被聪慧的少年李秉常发现了两个问题。

1、自己虽说是皇帝，实际上没有实权，到头来还是舅舅和母亲的傀儡。

2、北宋真的太强了。

于是元丰三年，年满二十的李秉常在学习了几年汉法后决定，复汉礼。根据《西夏书事》上的记载，决定复汉礼的李秉常受到了内部极大的反对"诸臣阿梁氏者皆言不便，梁乙埋与其叔母亦相继劝秉常"，可是倔强的少年没想太多，只想拿回权力，复汉礼既可以缓和与北宋的关系，也可以借助宋神宗的力量来帮自己重新拿回权力，一举两得。而这一招，他父亲李谅祚就玩过，于是李秉常"不听"。

李秉常的倔强，给梁皇后增添了巨大的压力。党项内部每天就等着她犯错，而北宋方面，经过王安石变法，军队越来越强，正面交战，西夏根本讨不了好，梁乙埋说不定哪天就会被俘获，恰好二十岁的夏惠宗，更是她出了个难题："复汉，要求拿回权力"。那么到了元丰四年，压抑不住的梁皇后，干脆先拿了自己的儿子开刀。把准备出使北宋的汉将军李清杀死，又把儿子关在了兴州，以此来镇压不安。可把李秉常关了起来，也同样是触犯了党项内部"倾汉"分子的权利，因此，蕃将禹藏花麻在朝内，对抗梁皇后，在朝外，通敌北宋，这就直接地造成了宋神宗"元丰四年"的元丰西征。

后来元丰西征虽然说西夏保住了，而北宋军队又很戏剧性地，失败于粮草断绝，内部将领勾心斗角上，属于"非战斗性失败"，而西夏属于，"走运般取胜"。可元丰西征，终是把西夏打残了，还取得了一定的战略成果，占领了石州、夏州、银州的部分重要战略位置，西夏自此，真的元气大伤，走入了皇朝的暮年！

结语：

关键词： 西夏书事